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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提問不能太粗糙 (周平 南華大學副教授)
【觀點分享】人社院:96/05/18(五)

社會學提問不能太粗糙   (周平 南華大學副教授)

  拜讀林毓凱先生的「外遇社會學提問」一文,筆者一方面認為運用社會學想像力來理解當下社會中的事件,是值得讚許的。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得不質疑,這樣的社會學提問會不會太過粗暴和化約,而遠離對事件的深入理解。因此而為此文與林君做一對話。
  
  林文試圖以「社會結構條件和誘因」來解釋郭台銘和成龍的「逢場作戲」和「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並認為如此理解才不會落入對個人、人格和道德問題的歸咎。林文更試圖以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度社會流動性來幫助我們理解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中,「高度專注、從一而終」的情愛關係是難以維繫的,甚至認為某些時候這種道德論調「反而是現代男女追求幸福快樂的阻礙」。 為了強化自己的論點,林文更藉助其所就讀學校(倫敦政經學院)前院長紀登斯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中所主張,現代人之情愛關係是建立在「民主關係」之基礎上的「純粹關係」,此一命題來正當化自己在結語中的主張,那就是,「解決現代親密關係中的衝突與緊張,不能只靠法律的束縛與道德的譴責,提高多樣愛情倫理的社會接受度恐怕才是務實的做法。」
  
  筆者認為林文的論點有不少失焦之處,茲列舉以下幾點以就教於林君。

一、 筆者認為林文混淆了社會實體的「事實性」解釋與社會倫理的「規範性」基礎 
 之間的關係。亦即林文輕易的將對現代社會的「實然」觀察與道德上的「應然」      
 劃上了等號。筆者認為林君對「實然」的觀察本身過於簡化和一廂情願。即便其
 為真,也不能因此順理成章地推導出,社會道德亦應隨之改變的結論。否則這個
 論點就成了結構決定論,如此則作為道德主體的活生生的人,就無須對自己的行
 為負責了。更甚者,在社會倫理反映經濟結構的化約命題中,出自獨特生活經驗
 和歷史傳統所形成的道德社群和集體意識,也就會被認為是現代人追求幸福快樂
 的阻礙了。這個說法預設了現代性具有結構上的共相(即資本主義與純粹關係)
 ,它適用於解釋所有的現代社會。因此,紀登斯這個英國人基於歐美社會所做的
 宏觀分析就毫無疑問地被應用到對華人社會的現代性解釋上。但這一點無法解釋
 台灣或香港文化中所發展出來之特有的道德觀和對不道德的評價標準。總之,即
 便我們接受結構上的「共相」是成立的,但各社會會形成什麼樣的規範性基礎也
 不必然要被這個「共相」所決定。

二、 其次,不可否認的,在現代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的共軛關係或平等原則,和
 維繫婚姻關係所需的忠誠,確實已成為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默會共識,這點在當
 代的華人社會中也已成為一種規範性的共識。在過去的華人社會中,一夫多妻和
 男人納妾召妓,曾經不是個法律問題,也不在男人的道德反省中產生不忠的困
 擾。但是在今天的法制基礎和社會倫理中,這就成了一個問題。至少到目前為
 止,任何違背一夫一妻和夫妻彼此忠誠的行為,都必然會受到社會或個人良心的
 譴責。因此,當我們聽到成龍和郭台銘以男性本色和生意人逢場作戲來正當化自
 己外遇和不忠的行為時,我們如何可能說這是一種現代性中「多樣愛情倫理」的
 表現?筆者反而認為,這兩人的說法不但極不現代,反而是傳統華人文化中大男
 人思想的遺毒。試想,在西方社會中,一個社會名流或企業主發生了一夫多妻或
 外遇的行為,他們有可能會用這兩個華人的說法來正當化自己的行為嗎?林君卻
 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親密關係轉變的結果,這個推論恐怕是張冠李戴
 了。對於天下所有正在享齊人之福或外遇的大男人而言,林君的推論倒是不錯的
 拖詞。

三、 筆者認為,與其訴諸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普遍共相,不如檢省一下當代華人社
 會中特有的的情色文化,特別是男性企業主將經濟與情慾結合所發展出來的一種
 惡劣的社交邏輯。在這樣的邏輯下,許多男性以金錢來購買女色,從而以女色來
 擴大男性企業主之間的網絡,並換取更多的金錢。同時,在這個邏輯下,許多女
 性將自己視為商品並成為男性企業主的逞慾的工具,也有許多女性無奈地忍受先
 生的不忠和外遇。這如何能說是一種多樣的愛情倫理呢?別忘了,台灣企業長期
 以來的情色文化,隨著企業移轉至中國大陸而在當地社會創造出更為物化女性的
 性產業。這不但更加強化了傳統華人男性沙文主義的根基,同時更與林君所謂的
 現代性親密關係中的「民主關係」背道而馳。其實,筆者認為林文對現代性中親
 密關係轉變的結構性條件之分析仍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但是把它關聯到對成
 龍和郭台銘言行的解釋上,顯然是文不對題的。